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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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率

  收益率是指投资的回报率,一般以年度百分比表达,根据当时市场价格、面值、息票利率以及距离到期日时间计算。对公司而言,收益率指净利润占使用的平均资本的百分比。收益率研究的是收益率作为一项个人(以及家庭)和社会(政府公共支出)投资的收益率的大小,可以分为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主要关注的是前者。

决定因素

  在市场经济中有四个决定收益率的因素:

  (1)资本商品的生产率,即对煤矿、大坝、公路、桥梁、工厂、机器和存货的预期收益率。

  (2)资本商品生产率的不确定程度。

  (3)人们的时间偏好,即人们对即期消费与未来消费的偏好。

  (4)风险厌恶,即人们为减少风险暴露而愿意放弃的部分。

  收益率的公式:

  Earnings Yield = Earnings / Market Capitalization

  或

  Earnings Yield = Net Profit / Market Cap

意义方法

  收益率研究的是作为一项个人(以及家庭)和社会(政府公共支出)投资的收益率的大小,可以分为个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前者。自从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人力资本理论以来,对收益率的研究就非常重要。

  由于人力资本理论确立了把收益率看作一项投资的基本理论模型,因而成为估算收益率的理论基础。一般认为,对收益率的研究有如下意义:

  第一,收益率是评价收益率生产力的一个有用的指数,它试图回答的是:社会和个体是否应该在收益率上投入资源?也就是说,收益率既可以作为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投入到收益率中资源的判断标准,提供资源配置效率的信息,又可以激励个人和政府投资于收益率。

  如通过比较收益率的收益率与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就可以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收益率上投资的多寡;再如根据大部分研究发现的收益率较高的值,这样可以激励个人和政府把更多的资源投资于收益率。

  第二,通过对不同群体、不同收益率水平收益率的研究,可以判断收益率内部资源分配的合理性,包括男性和女性、农村和城镇、以及各级各类收益率上资源分配的合理性问题。

  第三,在收益率上的支出作为一项投资,要求取得相应的收益,而收益的高低能够反映出收益率投资对收入分配的作用、以及劳动力配置效率的高低。因此,了解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有助于分析检讨收入政策、收益率政策与就业政策的得失。

  第四,对收益率的研究还有着重要的政策意义(Psacharopoulos等,2002)。这一领域的研究可用于指导收益率体制和财政改革的宏观政策制定,这方面的例子如英国和澳大利亚的高等收益率财政改革。此外,具有创新的应用领域是用来评估一些特殊的项目。

  这方面的例子如印度尼西亚的“学校建设”项目、印度的“黑板”项目、以及埃塞俄比亚的“主要部门投资”项目。同时,根据收益率的研究,政府在公共政策设计上即要激励个体提高人力资本上的投资,又要注意保证和资助低收入家庭的投资。

  第五,研究收益率对于象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又有着特殊的意义。众多的研究者将收益率作为判断中国劳动力市场建设和经济转型程度的一个指标。

  如Appleton等(2002)通过对不同群体的收益率的比较以判断中国城镇地区是否已形成了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赖德胜(2001)认为用收益率可以判断劳动力市场体制分割状况;Zhao&Zhou(2001)则认为收益率的研究提供了考察转型期间资源配置以及认识社会制度改革程度的一个工具。

  对收益率个人收益率的研究依赖微观数据。根据已有的文献,研究收益率的方法主要有两种:明瑟收入函数(Mincerianearningsequation,称为明瑟收益率)和基于精确法(ElaborateMethod)的内部收益率。此外,根据农村家庭的特点,研究农村收益率的学者又发展了一种方法:生产函数法(Jamison&Gaag,1987)。

  由于精确法的应用依赖于收益率成本与收益的准确数据,而现实中这些数据又难以获得或难以估算,此外,生产函数法是应用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村地区的特殊方法,因而,应用精确法和生产函数法研究中国收益率的文献还很有限,绝大部分研究应用了明瑟收入函数。本文以下的内容也以这种方法的介绍和文献研究为主。

  明瑟收入函数是由经济学家明瑟(Mincer,1974)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推导出的研究收入决定的函数,该模型包括两个基本的变量:收益率和工作经历及其平方,实证模型中收益率变量的系数就是收益率的个人收益率(明瑟收益率),其含义为多接受一年收益率(不考虑收益率水平)可引起的收入增加的比率。

  如果把基本收入函数中的连续变量——学校收益率年限(S)分成一系列收益率水平虚拟变量,就可以根据这些虚拟变量系数的比较确定不同水平收益率的收益率。

  由此可见,明瑟收入函数其实是一个研究收入决定的模型,因而,研究者通常根据自己的研究目的,在模型中加入其他变量,如性别、地区、部门等。该函数包含了两个基本的经济概念:

  (1)它是一个劳动力定价模型或享乐主义(hedonic)工资方程,揭示了收益率和工作经历这些具有生产力特性的要素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报酬;

  (2)它代表了收益率的收益率,可以与市场利率进行比较,从而决定人力资本的最佳投资水平(Heckman,etal,2003)。

  对明瑟函数有众多的评论,如Psacharopoulos,1994;Schultz,1988;Strauss&Thomas,1995;Card,1999;赖德胜,2001;Heckman,etal,2003;等等。虽然后来的学者对此种方法多有批评,然而,由于这种方法简单容易,成为研究者使用最多的方法(Psacharopoulos,1994)。

基本特征

  最早的对中国收益率的研究应该是Jamison&Gaag在1987年发表的文章。初期的研究样本数量及所覆盖的区域都很有限,往往仅是某个城市或县的样本。而且在这些模型中,往往假设样本是同质的,模型比较简单。

  在后来的研究中,样本量覆盖范围不断扩大直至全国性的样本,模型中也加入了更多的控制变量,并且考虑了样本的异质性,如按样本的不同属性分别计算了其收益率,并进行比较。

  这些属性除去性别外,还包括了不同时间、地区、城镇样本工作单位属性、就业属性、时间、年龄等。下面概况了研究的主要结果。

  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明显的二元体制,对收益率的研究区分了农村与城镇。对这两类样本是根据户口属性来定义的,而不管其在城镇还是农村工作。从计算的结果看,在城镇地区,最低的值为0.75%(邵利玲,1994),最高值为11.5%(Zhang&Zhao,2002),应用1995年以前数据的绝大部分研究计算的收益率在6%以下;在农村,最低值为0.7%(Gregory&Meng,1995;Li&Urmanbetova,2002),最高值为6.4%(Brauw,etal,2002),绝大部分研究的收益率在5%以下。

  可以看出,农村个体的收益率要明显的低于城镇居民,这从同时含有农村和城镇居民样本的研究中可以更加明显的看出这一点。如李实和李文彬(1994)用1988年全国数据的估计表明,城市个体收益率比农村个体高出近2个百分点,而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李春玲,2003),2001年两者的差距达到了7个百分点,说明这一差距有随时间逐渐扩大的趋势。

  城镇和农村的收益率差异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收益率和工作经历这两个变量对收入决定的解释力上,农村的模型要明显低于城镇模型。大部分的研究发现农村雇佣劳动者总收入差异中不足10%是由收益率和工作经历这两个因素造成的,而城镇样本大多在20%以上。

  这一结果再次验证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二元体制特征,以及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远远落后于城镇劳动力市场。

  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中投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收益率投资也应表现出相似的特点。事实上,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规律(Psacharopoulos,1994),即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收益率表现出下降的趋势。然而,对中国的研究出现了相反的结果。

  在后来的研究中,样本量覆盖范围不断扩大直至全国性的样本,模型中也加入了更多的控制变量,并且考虑了样本的异质性,如按样本的不同属性分别计算了其收益率,并进行比较。

  这些属性除去性别外,还包括了不同时间、地区、城镇样本工作单位属性、就业属性、时间、年龄等。下面概况了研究的主要结果。

  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明显的二元体制,对收益率的研究区分了农村与城镇。对这两类样本是根据户口属性来定义的,而不管其在城镇还是农村工作。从计算的结果看,在城镇地区,最低的值为0.75%(邵利玲,1994),最高值为11.5%(Zhang&Zhao,2002),应用1995年以前数据的绝大部分研究计算的收益率在6%以下;在农村,最低值为0.7%(Gregory&Meng,1995;Li&Urmanbetova,2002),最高值为6.4%(Brauw,etal,2002),绝大部分研究的收益率在5%以下。

  可以看出,农村个体的收益率要明显的低于城镇居民,这从同时含有农村和城镇居民样本的研究中可以更加明显的看出这一点。如李实和李文彬(1994)用1988年全国数据的估计表明,城市个体收益率比农村个体高出近2个百分点,而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李春玲,2003),2001年两者的差距达到了7个百分点,说明这一差距有随时间逐渐扩大的趋势。

  城镇和农村的收益率差异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收益率和工作经历这两个变量对收入决定的解释力上,农村的模型要明显低于城镇模型。大部分的研究发现农村雇佣劳动者总收入差异中不足10%是由收益率和工作经历这两个因素造成的,而城镇样本大多在20%以上。

  这一结果再次验证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二元体制特征,以及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远远落后于城镇劳动力市场。

  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中投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收益率投资也应表现出相似的特点。事实上,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规律(Psacharopoulos,1994),即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收益率表现出下降的趋势。然而,对中国的研究出现了相反的结果。

  一个证据是,众多研究发现收益率从高到低依次是高等收益率、中等收益率和初等收益率(李实和李文彬,1994;Wei,etal,1999;邵利玲,1994;Xie&Hannum,1996;等)。

  另一个证据是把样本按某一收益率程度作为分界点,分别估计在这一点之上和之下个体的收益率,结果发现分界点之上的个体的收益率要高于之下的个体。如Brauw&Rozelle(2002)以及Maurer-Fazio&Dinh(2002)的研究都发现,小学或高中以上个体的收益率年数的系数都高于小学或高中以下个体的系数;诸建芳等(1995)的研究表明,代表着中低等收益率的基础收益率为1.8%,代表着中高等收益率的专业收益率的收益率为3.0%;Li(2003)的研究也发现,中国的收益率尽管平均水平比较低,然而大学收益率的收益却要高于高中以前收益率的收益率。

  Benjamin等人(2000)认为,在中国,收益率之所以出现递增,是由接受高层次收益率(高等收益率)的个体比例较少造成的,其后果是,由于高层次的收益率仅有少数人获得,而收益率又递增,这样会加大收入差距。同时,收益递增的原因可能与中国政府在高层次收益率、尤其是高等收益率上对个人的大量补贴有关。

  在城镇地区,收益率随时间表现出明显提高的趋势。如Zhao&Zhou(2001)的研究估算的1978年的收益率为2.8%,相应的应用80年代中后期的数据计算的值达到4%,而90年代后的研究到5%以上;Zhang&Zhao(2002)应用了1988-1999年各年的全国数据更明显的表现出这一规律,如1988、1994和1999年这三年的收益率分别为4.7%、7.8%和11.5%。

  此外,城镇收益率随时间的增长还表现为这样一个特点:在1993-94年是变化最大的时期,93年以前的收益率缓慢增长,到94年迅速提高,之后又缓慢增长。在农村地区,由于收益率的值较低,随时间的提高趋势比较平缓,变化程度远远低于城镇地区。

  在众多的研究中,男性的收益率要低于女性,唯一的例外是Maurer-Fazio&Dinh(2002)的研究结果。而且两者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扩大的趋势,如于学军(2000)的研究发现,1986年男女收益率的差异为2个百分点,而到1994年这一差距扩大到3个百分点以上。

  Zhang&Zhao(2002)的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男女收益率的差距先是略有减小,后又在逐渐扩大,这一差异从1988年的2.9%,到1992最低的2.4%,再到1999年差距最大的5.8%。女性较高的收益率为倾向于女性收益率投资的政策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文献中对收益率性别差异的解释有多种,一种解释认为女性职工上学的机会成本低于男性,从而只考虑机会成本而不考虑直接成本的明瑟收益率会使女性比男性高(赖德胜,2001)。

  另一种解释则基于两者劳动时间参与上的差距,即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要低于男性,而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女性的能力要高于呆在家庭中的女性,而男性就没有表现这一特征,从计量方法上讲,在估计明瑟收益率时,忽略能力因素会高估收益率(见下文的解释),因而女性的收益率会高于男性(Zhang&Zhao,2002)。

  还有一种解释是女性样本中高一级收益率水平的个体收入与低一级收益率水平的之间的相对差距要高于男性(杜育红、孙志军,2003)。

  在现实中,不同经济部门劳动力市场中收入的决定因素不同,这会造成收益率的差异。几乎所有的研究发现,在不同所有制结构部门中,一般是国有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收益率都要低于私人部门。由于国有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要低于私人部门,因而,市场化程度高的部门的收益率要高于市场化程度低的部门。这反映了不同部门中对收益率回报的差异,也反映了收益率的生产力效应发挥的程度上的差异(杜育红、孙志军,2003)。

  6.个体的其他属性对收益率的影响文献中关注的个体属性除去上面提到的性别外,还有年龄、工龄、户口、找到工作的方式、就业属性等。研究发现,年青人和工龄较短的个体的收益率高于年长者和工龄较长的个体(Maurer-Fazio,1999;Li&Luo,2002;Zhang&Zhao,2002),通过竞争的方式(市场)找到工作的个体收益率高于通过(政府)“安排”的方式的个体(Meng,1995;Maurer-Fazio&Dinh,2002)。

  若按户口和就业经历划分,那些一直有工作(未“下岗”)的个体的收益率最高,其次是下岗后又找到工作的个体,最低的是下岗后仍未有正式工作的个体;城镇居民的收益率要高于城镇中农民工的收益率,另外,下过岗又找到工作的个体现在的收益率高于下岗前的收益率(Maurer-Fazio&Dinh,2002;Appleton,etal.2002)。

  对于户口因素对收益率的影响也有相反的例证,如Appleton等人(2002)根据对1999年全国的城市中的数据研究发现,城市中两类群体(城镇居民和农民工)的收益率已经相差不大(前者为6%,后者为5.6%),并由此判断中国城市的已经初步形成了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

  中国收益率的地区差距也比较明显,有的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收益率最低,而西部的最高,也有的研究发现中部地区的最高。但是总体的特点是西部地区的收益率起码不低于东部地区,这为加强向西部地区的收益率投资的政策提供了坚实的证据。

  中国的收益率在世界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根据Psacharopoulos等人(2002)的研究,90年代中后期世界平均的明瑟收益率为9.7%,其中亚洲国家的平均水平为9.9%,OECD国家为7.5%。

  以此比较来看,中国城镇地区的收益率在9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要低于世界及亚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并且时间越往前,收益率越低;到2000年前后,这一数值开始接近并超过了世界及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中国农村地区的收益率则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解释

  应用9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数据对收益率的研究都得到了比较低的值,尤其在农村更是如此,甚至有研究认为收益率在中国农村中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Zhao,1997)。

  我们还不能怀疑数据的可靠性,因为,大部分研究使用了国家统计局协助下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抽样调查数据。这些结果的一个隐含的政策意义就是,中国以往的收益率投资的低水平是合理的,而且维持这样低水平的投资水平也是合理的,应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收益率更高的部门去。事实真是如此吗?

  许多研究者从两个视角专门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一个视角是基于对劳动力市场的一些制度特征的分析,另一个是从计量方法上做出的解释。这一部分主要讨论前者。

  制度因素对收益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分配体制和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

  劳动分配效率的低下和由于体制分割造成的劳动力市场的非竞争性和非流动性都会对劳动者的生产力产生负面影响,这样,受过收益率的个体的生产力无法充分发挥,或者是其所得报酬低于所创造的边际产品的价值,必然会降低收益率的收益率。

  从这一角度出发,早期的一些研究侧重于从理论上的解释,并没有实证检验。如Knight&Song(1991)认为较低的收益率私人收益率与刚性的工资体制有关。

  李实和李文彬(1994)把较低的收益率归结为城市的工资体制。邬剑军和潘春燕(1998)的理论分析也认为,中国城镇的企业工资体制是基本不反映劳动者收益率程度的差别的,这是中国个人收益率投资回报率严重偏低的主要原因。赖德胜(2001)的研究强调的是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造成的诸多问题。

  他认为,劳动力初始配置的行政化和非竞争性、劳动力的非流动性都会抑制配置能力和生产能力的发挥,从而都会造成收益率的低下。

  另外的一些研究则对制度因素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Fleisher&Wang(2002)通过比较中国企业中的生产工人和技术管理人员的边际产品价值与实际所得报酬,发现技术管理人员的边际产品价值要远远高于生产工人,而两者的实际所得报酬则相差不大,由于技术管理人员的收益率水平较高,而生产工人的较低,这样,较高收益率水平与较低收益率水平的个体的边际产品价值之间的比例要高于两者所得报酬或收入的比例,同时,劳动力市场上还存在着体制分割与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政策,这些都解释了较低的收益率。

  文献中对中国农村收益率的估计值更低,这引起了更多的研究者的兴趣。Zhao(1997)认为,传统的估计方法由于忽视了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即由政府政策造成的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这一体制因素,因而低估了收益率的收益率,特别是由于中国在城乡之间存在着持久的收入差距,如果收益率有助于农村个体克服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障碍,在明瑟收入函数中就不会捕捉到农村居民的收益率水平的这一影响。

  以此为出发点,Zhao通过把劳动力市场分割因素引入到模型中,研究了在农业就业和非农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的收入,并估计了收益率的收益率(称为“迁移”收益率),结果发现,1979年的收益率的迁移收益率为8.3%,而1985年的为4.3%,这一结果要远远高于同期其他研究结果。

  李实和李文彬(1994)从农村要素市场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由于农民几乎无法自主决定在大部分土地上种什么作物甚至种几样作物,多数出售的产品以低于市场出清的价格,通过国家控制的销售系统进入市场,土地、化肥和劳动力投入通常是由行政手段而不是由市场决定的,所以,正式收益率在确定投入-产出最佳结合方面作用不大。

  关于收益率在农村中的作用,Schultz(1964)早就指出,在传统农业中,农民没有应用技术的经济激励,许多农业技术会丢失,对农村劳动者的收益率水平就没有什么要求,收益率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Rosenzweig(1995)进一步指出,收益率投资并不是万能的,其收益率依赖于技术革新以及市场和政治体制的改革。笔者把这一理论应用到解释中国西部农村中收益率的作用,认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占主导地位是造成家庭生产函数中收益率的系数为负值的主要原因(孙志军,2002)。

  上述解释对收益率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是合适的,然而,大多数收益率的估计采用从事非农劳务性活动的农村个体。对城镇居民和城镇农民工收益率的比较已经说明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二元体制是造成农村工资收入者较低收益率的原因。一些研究进一步从雇佣了许多农村个体的乡镇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农村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不平衡提出了解释。

  Li&Urmanbetova(2002)通过对农村乡镇企业为主的劳动力市场上工资的决定及收益率的收益的研究认为,在这样一个劳动力市场上,由于乡镇企业数量较少以及经济规模较小,劳动力相对过剩,因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形成了买方市场。这样,劳动者在与雇佣单位确定工资报酬上就存在着劣势,工人很难按其边际生产力取得相应的报酬,在农村中的企业中,收益率在工资结构中基本上是不起作用的。

  然而,即使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不平衡是真实的,如果受过较高收益率的劳动力生产力更高的话,他们也能得到较高的工资。这样,较低的收益率还暗含了其他解释。这其中农村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原始与落后就是一个因素,在这些企业中,收益率根本就是不重要的,相反,工作经验可能是一个决定工资的重要因素。

  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中国收益率的低下不是由于收益率投资本身的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收益率的生产力效应的发挥所需的制度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造成的。

  这种解释其实植根于这样一个假设,即作为一项资产的人力资本,如同物质资产一样,其回报需要有相应的激励机制,在受到充分的保护时,人力资本的收益率才能真实的反映出来,也即收益率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收益率的提高相应的会带来收益率生产力效应的发挥,因而上述解释的政策意义就是,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将会提高收益率的收益率,进而提高收益率的生产力效应。而对于农村地区,提升农业生产和乡镇企业的生产的技术条件也会起到相应的效果。

影响

  计量方法对估算明瑟收益率的影响主要是指测量方法的缺陷造成的估计的值偏离真实值。其依据是,由于基本的明瑟收入函数是用OLS估计的,这样,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看,由于解释变量的复杂性和样本的选择问题而造成的偏差(bias)都会削弱这一估计方法的有效性,这会使得估计的收益率与真实值有较大的差距。

  对中国的研究绝大部分使用了该方法,这样,OLS估计本身的问题和较低的估计值使得一些研究者从计量方法上考察对收益率估计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的收益率之所以出现较低的值,可能是方法上的原因造成的。

  计量方法对明瑟收益率的影响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与样本选择有关的样本偏差问题,第二类是与明瑟收入函数自身的缺点有关,第三类是变量的测量误差。

  样本偏差包括样本缺乏代表性以及截取样本(CensoredSample)问题。没有代表性的样本会使收入和收益率之间的测量关系变得更为模糊(Brauw&Rozelle,2002)。

  这在许多文献中都出现了这一问题,如一些研究的样本仅限于经济中某个部门(如,Meng,1996;Gregory&Meng,1995;Hoetal.,2001),这显然是没有代表性的。Becker(1964)曾警告说,如果仅仅是用一特定的样本估计收益率的收益率,其值将会是比较低的。

  截取样本主要是指一些样本的被解释变量的信息无法被观测到,这部分样本在估计时被简单的排除在外。比如我们研究城镇个体的收益率,我们知道的是那些有工作个体的实际工资,但是不知道没有工作的个体的工资(“保留工资”)。

  这一问题更多的体现在农村收益率的估计上。由于农村个体的生产活动方式有多种选择,他/她们的“保留工资”更难以观测到,而大部分研究使用的是仅有工资收入(或劳务收入)的样本。

  在这两个例子中,因变量(工资收入)是被截取的:没有这部分样本的因变量的信息。样本选择偏差会使估计模型是有偏的。而且,截取样本偏差更可能高估收益率的收益率。这一点也成为解释女性收益率高于男性的原因。针对这一问题,研究者通常采用Heckman(1979)提出的标准步骤来纠正这一偏差。

  明瑟收入函数自身的缺点有多种,这些缺点多是忽略了模型中的一些变量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些变量主要包括能力因素和学校质量因素。

  在估计模型中忽略能力因素而造成的有偏估计称为能力偏差(abilitybias)。一般认为,个体的能力往往是天生的,天生能力的差异会导致个体受收益率水平的不同,两者的关系是,能力越强,则收益率水平越高,因而传统的方法从理论上会高估收益率的收益率。

  忽略学校质量因素对个体收益率水平的影响也会造成有偏的估计。这里的关系是,学校质量与个体收益率水平是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那些进入质量比较高的学校的个体的收益率水平要高于质量低的学校的个体,因而,忽略学校质量因素也会高估收益率的收益率。

  此外,传统的明瑟收入函数还忽略了收益率与收入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如果某级收益率(如初中)后的收益率高于该级收益率以前的收益率,那么结果会被低估。

  克服能力偏差的影响的方法是在模型中直接加入能力的代理变量(ProxyVariable)或在计量模型上用工具变量法(IV),这些变量通常是些家庭背景变量,如父母收益率、兄弟姐妹的收益率等。

  测量误差会低估收益率的收益率。它首先表现在对因变量的测量上。传统的明瑟收入函数中的因变量是指个体的收入,然而,它却未指明收入的衡量单位。一般认为,对收入的衡量根据时间单位可分为小时工资率、日工资、月收入和年收入。

  由于精确度不同,因而采用不同的衡量单位会得到不同估计结果。特别是一些研究认为,收益率程度低的人比收益率程度高的人每天以小时计的工作的时间可能更长,这样,相对于小时工资率而言,因变量中采用日工资、月收入或年收入都会低估收益率,原因是小时工资不会受个体每天或每月中决定工作多少小时的影响。此外,由于中国的经验比较复杂,个体的收入由于有多种来源,如正式收入、非正式收入、实物等,这都会对测量个体收入的精确性产生影响,从而会影响收益率的估计值。

  测量误差的另一个方面表现在收益率变量的测量上。在多数研究使用的数据中,收益率年数是根据个体报告的收益率程度结合中国的学制进行估计的,而并没有准确的报告受过多少年收益率的数据,这样由于相同收益率程度的个体,收益率年限可能会不同,因而就会产生测量误差问题。文献中还没有一个很好的办法来准确的解决这一问题。

  究竟上述各类测量偏差对估计收益率的真实值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近几年来的一些文献对此做了实证检验。

  前面提到,对样本选择偏差问题的解决主要是用Heckman提供的标准步骤,即首先用probit模型估计一个劳动参与方程,然后计算出逆Mills比率,最后将这一比率纳入到收入方程中。

  Zhang等人(2002)把这一方法应用到估计农村个体的收入方程中,结果发现,收益率的系数变得不显著且为负值,不过他们的模型中还加入了收益率年限的平方。朱农(2003)的研究方法与此相类似,但是结果却有很大的差异,他的研究结果表明,收益率年限在参与方程和收入方程中都取得比较高的值。

  Brauw&Rozelle(2002)对标准的明瑟函数做了一些修改,他们首先在收入方程中使用了Mills比率,因变量采用小时工资率,结果得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收益率(6.4%),这一结果在所有应用农村样本估算的收益率中值是最高的。

  为了进行对比,他们还分别采用其他一些研究使用的方法对数据进行了重新估计,并与他们的方法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前者的收益率平均为3.8%,而后者平均为6%,这为计量方法对收益率的影响提供了坚实的证据。此外,Brauw&Rozelle还选择了35岁以下的样本,把学校质量因素和能力的代理变量纳入收入方程(能力偏差),结果发现,没有这些变量的方程中收益率的系数要比有这些变量的系数高1个百分点,说明能力偏差可能有微弱的影响。

  此外,为了考察收益率与收入的非线性关系,他们还把样本分成小学程度以上和以下两类,结果发现小学程度以下样本的收益率要低于小学以下。在Maurer-Fazio&Dinh(2002)研究中也发现了相似的结果,说明若忽略收益率与收入的非线性关系,会低估收益率的收益率。

  Li&Luo(2002)的研究重点考察了测量误差和能力偏差的影响,并对两者的效应做了对比。

  他们应用的方法是工具变量法,结果发现,用OLS估计的明瑟收益率要显著的低于用工具变量估计的收益率,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在于测量误差(会低估收益率)的影响要大于能力偏差(会高估收益率)的影响。

  在Li(2003)的研究中,以年收入为因变量的收益率比以小时为因变量的约低1个百分点左右。

  然而,在Li&Urmanbetova(2002)研究中,却没有发现以上这些偏差对估计农村收益率显著的影响。这说明,对计量方法对收益率的研究的影响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尽管如此,从以上研究来看,测量误差的存在可能是导致中国农村收益率比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事经济转型与收益率收益之间关系研究的学者关注的问题是,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收益率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或者收益率的收益率是否会提高?这种变化的内在机制是什么?

  对这一关系研究的基本假设来自于Nee(1989,1991,1996)的市场转型理论,Nee指出,经济转型过程基本的变化既包括了更多的社会财富从再分配者(政府)向生产者的转移,也包括机会结构和激励机制的变化,同时,不断强大的私营和混合经济部门与企业家创造了新的机会结构,在这个结构中,经济活动逐渐的通过市场机制调节,政府的控制则逐渐弱化。

  在收益率与收入关系上,这一理论一个流行的假设是,市场改革越深入,人力资本(收益率和经验)就越重要,同样,越直接地参与市场经济,人力资本也就越重要(Bian&Logan,1996)。Xie&Hannum(1996)以及Zhao&Zhou(2001)根据转型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把这一假设概况成以下四个有待验证的基本

  经济转型一方面是一个制度不断变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增长的过程,基于此,许多研究者应用时间序列数据对上述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

  Xie&Hannum(1996)的研究首先发现了相反的情况。通过建立地区异质性模型,他们比较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各地区的收益率,结果发现在经济增长较快的城市里,并没有发现较高的收益率,对此的解释是中国城市地区还缺乏真正的劳动力市场。

  然而,他们数据的年份是1988年,因而这一结论推论到以后还有一定的限制。事实上,就如上文中对收益率随时间的变化特点的描述中那样,此后的多数研究都验证了转型理论的基本假设。

  Meng(1995)的研究就认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技术变革,收益率在决定生产力方面的作用会越来越明显,因而决定工资差异方面的作用也越来越大。Wei等人(1999)研究结果支持了市场化改革程度较深的地区的收益率越高,收益率与收入的关系越强的假设。

  Zhao&Zhou(2001)详细的分析了制度变迁与收益率之间的关系,认为,在改革期间,收益率确实在稳步的提高,特别是在市场机制作用更强的非国有经济部门收益率的收益率更高。Li(2003)把样本分为三类,分别是1980年以前参加工作者、1980-87年参加工作者、1988-95年参加工作者,结果发现这三类样本的收益率依次递增,说明了中国转型过程中收益率在不断的提高。

  应用农村样本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证实了转型理论的假设。Li&Zhang(1998)的研究说明了制度特点对收益率的影响。他们应用1978年和1990年两个省农村的数据,分析了农村改革前生产队制度下与改革后的农村收益率的差异,结果发现,改革后的收益率要高于生产队制度下的收益率,对此他们的解释是,由于1977年和1990年样本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条件相似,其他社会经济条件背景也相似,因而,收益率提高主要是由于制度改革而不是技术革新造成的。

  Yang(2000)的研究认为,在农村改革过程中,收益率在劳动力的重新配置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家庭中收益率程度高的成员能把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到非农活动,更善于把握政策变化带来的机会,而且可以应用更多的技能以充分发挥收益率的生产力效应,这些都对家庭收入的增加起到积极的作用。

  Zhang等人(2002)也认为,在农村劳动力市场上,收益率的回报随时间的推移逐渐提高,一般是在改革的初期,收益率对农村家庭收入的作用可能影响不大,而随着改革的深入,这种作用会逐渐提高。

  然而,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如Li(2001)以及Li&Urmanbetova(2002)就认为经济转型的对收益率与收入关系影响最大是城镇地区,而在农村,由于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没有形成,转型过程对农村收益率的影响并不大。

  农村收益率低于城镇的现实也表明,制度变革对农村中收益率对收入的作用影响程度可能要低于城镇地区。看来中国的农民不仅在其他方面,而且在收益率投资的收益上也要低于城镇居民。

关系

  对收益率的研究实质是揭示收益率对收入的作用。如上述,中国的收益率还有许多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地方。一个方面是收益率的递增现象还比较明显。而相应的是中国人口的总体收益率水平比较低,特别是较高层次收益率(大学)的人口比例更少,那么,这对收入差异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一个基本的假设是,如果收益率是正的或递增,那么,如果高层次收益率仅由少数人获得,收益率获得水平的不平等程度会提高,这样就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提高。近年来的几项研究关注了这一问题。

  利用1988-99年中国六个省的城市居民的个体数据,Park等人(2002)研究了中国城市职工工资的不平等程度及其影响因素。他们首先发现这期间中国城镇职工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呈上升的趋势,收益率的收益率在不断提高,而且初中收益率有所下降,而中专、特别是大学收益率的收益率提高幅度最大,也超过了前者(也参见Zhang等人,2002)。

  随后,他们通过建立一个分解影响收入不平等因素的模型,在该模型中,包括了同时把收益率数量和收益率两个变量引入模型中,结果发现收益率对收入总不平等的贡献超过了10个百分点,仅次于地区差距的贡献。也即是说,收益率的提高加大了城市居民的收入不平等。

  在农村地区是否也是如此呢?利用华北和东北地区农村的家庭调查数据,Benjamin等人(2000)研究了农村收益率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他们的研究首先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之上:农村村庄内的收入的不平等对总不平等的贡献要高于村与村之间的不平等的贡献;收益率的收益率是正的,在收益率上村与村之间有显著的差异;村内收益率水平的不平等与村平均收益率水平负相关。

  通过把收益率水平和收益率不平等(以村Gini系数表示)及交互作用项引入到收入不平等模型中,结果发现,收益率对降低不平等的作用很低,收益率水平的分布与收益率的收益存在着正的交互作用,即收益率越高,收益率水平的不平等程度也越高。这样,收益率越高的话,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越高。而且,如果村的平均收益率水平越低的话,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也越高。

  以上结果似乎说明,收益率的正值及其随时间提高的趋势“帮助”了中国收入的不平等程度的提高,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较高收益率水平的个体比例较少的原故,因而,政府通过加大在收益率上的投资,使更多的人能够接受更高水平的收益率,不仅会提高他们的收入,而且还会降低收入不平等的程度。

结论

  对中国收益率的研究不仅揭示了收益率与收入及收入分配之间关系的变化特点,而且从方法上进一步丰富了收益率研究和经济学理论,如计量方法、收益率与收入关系的变化特点等等。综上述,主要得出了如下基本结论:

  1.根据1997年以前的数据估算的中国城镇收益率还低于世界和亚洲平均水平,之后的研究结果已经接近或开始超过这一水平,说明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化改革的程度在逐渐完善。

  2.相比之下,农村的收益率还比较低,低于城镇约3-4个百分点,特别是近年来有扩大的趋势。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农村生产技术条件的落后造成的。农村收益率的低下有可能会对农村居民的收益率需求产生负面的影响,对于这一结论,还需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3.在中国,发现了收益率的递增现象,由于这一现象有可能是由于经济发展上的结构性扭曲和收益率投资体制上的扭曲造成的,它将引起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因而需要政策上足够的重视。

  4.在收益率估算的其他方面,女性的收益率要高于男性,西部地区的收益率要高于东部地区,收益率随时间的变化逐渐提高。

  5.制度因素仍旧影响着中国居民收益率投资的回报,市场机制在90年代中期以前劳动力资源配置中起的比较弱的作用解释了这一时期中国收益率的低下。

  6.研究表明,中国转型期的收益率逐渐提高,这种变化的内在机制主要归因于面向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变迁。一些研究还发现,中国收益率的上述特点还可能加大了收入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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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近编辑:2017-06-15
  • 更新时间:2017-06-15